采访对象:卢继文,1967年2月生,山西大同人,现任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主任。
采访组:云冈石窟被誉为“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巅峰”。看到第一窟开始,我们便一次次被它的雄浑气势深深震撼。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云冈石窟区别于其他石窟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卢继文:云冈石窟坐落于山西大同西郊的武州山南麓,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石窟群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处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寺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中这样描绘当时的盛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这32个字,说出了云冈石窟的气势。书中记载的景致如今依旧光华夺目、传承有序。
云冈石窟的独特价值是举世公认的。2001年12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它是“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来云冈石窟考察时,也对云冈石窟给予高度评价,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希腊、印度、波斯乃至古埃及的文化元素,都能在云冈石窟中找到清晰踪迹。这些外来文化,又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共生共荣。你们可以去五华洞(第九至十三窟)看看,无论是希腊地中海风格的伊奥尼亚柱式柱头、科林斯柱式柱头,还是波斯兽形柱头等造型,都巧妙融入中国汉式仿木构建筑之中,丝毫不显突兀。再去瞧瞧被称为“音乐窟”的第十二窟,窟内雕刻着演奏鼙鼓、埙、篪、箜篌、筚篥等西域乐器的鲜活场景,仿佛一场跨越千年的交响音乐会正在眼前上演。
云冈石窟的价值还体现在它的影响力。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曾这样评价:“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可见,它的影响力不限于一时一地。
还有一点要特别和你们说的就是,石刻本身是一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艺术。泥塑可以增删取舍,做“加减法”;石刻则不然,一凿下去就只能做“减法”。除此之外,云冈石窟中雕刻的舞蹈、服饰等,承载着极高的美术史价值;洞窟形制与空间构图,又能看出后世建筑流派的源头,这是它的建筑学价值,而所有这些,都是它的独特之处。
正是因为云冈石窟历史底蕴如此厚重、艺术价值如此卓绝,保护工作的标准与要求,自然就更高了。
采访组:刚刚在云冈研究院院史馆看到很多张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保护工程的老照片,我们很想知道,在物资匮乏、科技手段与设备条件远不如今天的年代,老一辈文保工作者是如何守护这座千年石窟的?他们当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采取了哪些保护举措?
卢继文:一想起前辈们守护石窟的往事,我心里就充满了敬意,这还得从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说起。那时,我们国家虽然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但党和政府依旧把文物保护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7月,文化部组建了雁北文物勘查团,汇聚裴文中、宿白等16位国内顶尖学者。勘查团的第一站,就是云冈石窟。1951年,勘查团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系统、详实记录了当时云冈石窟的现状,为后续保护修缮工作留下了珍贵的档案。

1955年进行的石佛古寺山门、过殿和第五窟、第六窟、第七窟窟檐整修。
历经千百年风雨侵蚀,云冈石窟部分崖壁坍塌,造像残损脱落,岩体裂隙纵横,而那时最紧急的,是先解决风化造成的洞窟崩塌问题。20世纪60年代,启动了第一窟、第二窟的抢救性修复工程。那时条件相当艰苦,技术、设备跟现在没法比,但老一辈文保人把石窟视若珍宝,克服重重困难,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修复石窟,真的让人动容。比如说,石质文物的修复材料极度匮乏,国家文物局专门对接化工部及多家科研院所、高校,最终启用了当时还属于保密材料的环氧树脂。前辈们没有仓促开工,而是在实验室反复做试验,确认材料既适合岩体特性,又不会损害石窟本体后,才投入使用。他们先是彻底清理洞窟内掉落的岩体,然后对坍塌的岩体采用混凝土支护稳固,把脱落的造像残块一点点粘回去,对裂隙进行灌浆填充加固。遇到大型构件脱落时,还得用锚杆牵拉固定后,再粘回窟顶。1963年,首期保护修缮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试验项目提出并确立了先进的保护理念,科学合理的勘察方法和技术,是修复材料和工艺的成功探索,为日后云冈石窟科学保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说到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第一次大规模维护,就必须提到“三年保护工程”。你们看见院史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保护措施的那部分展览,应该了解了这段历史。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参观过程中,当总理看到部分雕像破损风化严重时,就询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有什么好的保护规划?王冶秋回答说,我们制订了一个十年保护计划。总理听后,当场向随行的中外记者郑重表态:“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完好保存下来。刚才得知对此有一个十年修补规划,时间太长了。我们要在三年内把石窟修好。”

1975年夏,对第二十窟露天大佛左耳裂缝进行压力灌浆粘接。
周总理的嘱托为云冈石窟保护按下“加速键”,“三年保护工程”正式拉开帷幕。经过三年攻坚,工程于1976年9月如期完工。遗憾的是,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未能看到千年石窟重焕生机。
1974年至1976年,对第一窟东壁加固现场。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冈石窟的历次保护修缮工程,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文化自觉和担当。这成为一代代文保人砥砺前行的不竭底气。
采访组:据我们了解,多年来,云冈石窟的守护者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勘查记录、修复方案、工程台账等。请问,这些档案对于当下乃至未来的云冈石窟保护工作,有着怎样的独特价值与深远意义?
卢继文:是啊,云冈石窟的历代守护者们,跨越千年时光前赴后继,从金代碑刻记载的早期守护印记,到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等学界先贤的勘察手稿,再到如今实时更新的监测数据,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档案宝库。尤其是历年修缮工程留存的专项档案,让我们对石窟众多点位的修缮历史有了全面认知,为当下“精准保护、最小干预”文物保护原则提供坚实依据。

1992年至1993年,昙曜五窟窟前遗址发掘现场。
2022年,我们全面完成所有存量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构建起体系完备、检索便捷的数字档案资源库。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历史档案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分析。同时,石窟日常的岩体监测数据、环境巡查记录等增量数据,源源不断汇入档案体系。通过纵向比对历年档案数据,我们希望能够精准把握岩体的细微变化,让保护工作从“事后抢修”转向“事前预判”这样的预防性保护。这些积累,既是保护工作的“家底”,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
采访组:我们在景区内看到很多监测设备,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安全感”,但大自然还是会给石质文化遗产带来难以根除的恒久难题。请您谈谈云冈石窟保护工作当前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对此,你们采取了哪些保护手段?
卢继文:六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牢牢记在心上。他特别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这一重要指示,是我们开展一切文保工作的根本遵循与核心准则。2022年,云冈石窟危岩体治理完成。现在,保护工作重心已转向精细化保护、预防性保护。
确实,大自然带来的挑战从未停歇。困扰云冈石窟的“病害”主要有三大类:其一是岩体失稳问题,这是石窟安全的根本性隐患,直接威胁洞窟与造像本体安全;其二是风化问题,石窟外壁、造像表层常年裸露于自然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开裂、剥落等病害;其三是水害问题,这也是石质文物保护的突出问题,雨水渗漏、地下水浸润、凝结水附着,都会侵蚀岩体内部。
说完难题,再来说说保护手段。从事文保工作前,我们得想明白一个问题:到底在为谁保护云冈石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重要论述就是答案。我们守护云冈石窟,是为了让人民更好享受文明的成果,也是为后世子孙留存这份文化遗产,让他们将来还能站在武州山下,感受我们今日的震撼。
秉持这一理念,文物精细化保护的第一原则是“最小干预”原则。在日常巡查中一旦发现了岩体细微裂隙、表层轻微剥落等小型病害,马上及时处理,但不能破坏造像艺术造型,也不能影响石窟整体观感,又要给“自己人”留下线索。所以,我们特意将修补区域较原岩体微降一毫米左右,细微的毫米之差,游客无从辨识,但专业人士一看便知,这就是“可识别原则”,它让每一次修复都有迹可循。
为了全方位筑牢保护屏障,云冈石窟已织起一张涵盖石窟本体、洞窟微环境等多维度的立体监测网络:天上,遥感卫星与无人机联动巡护;地面上,区域气象、环境监测协同发力;洞窟内,实时追踪微环境与文物病害变化;地下,推动矿界退让,筑牢安全防线。
从2015年起,我们建立常态化轮流保养修复的机制,每年选择关闭部分洞窟开展保护性保养,今年已启动第16窟修复工作。在确保洞窟结构稳定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将最大限度留存石窟承载的历史信息。
采访组:经过70多年的守护,云冈石窟的保护体系日益完善、保护成效持续显著。立足当下,云冈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着怎样的中长期布局与规划?
卢继文:你们也看到了,云冈石窟景区每天都是游人如织。2025年,景区年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500万人次。这份热度既是大众对云冈文化的认可,更是云冈人肩头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心怀敬畏、步履不停,倾尽所能守护好、传承好这个世界文化瑰宝。

2026年7月云冈石窟第二十窟北壁露天大佛。 王玉璘 摄
目前,我们正在继续做的一件事就是,自2022年起,正式启动《云冈石窟保护总体规划(2026—2049)》的修编工作。这份跨度20多年的规划蓝图,是指导云冈石窟未来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已讨论打磨完善到第三稿。总体思路可概括为八字纲领:“历史承接,未来发展”——既要赓续历代文保人的守护初心与实践经验,守住石窟安全与历史文脉,又要立足新时代文保理念,探索可持续、高质量的文化遗产发展路径。这套规划体系完备、逻辑严密、覆盖全面,构建起全方位的遗产保护发展框架,其核心涵盖本体保护、环境保护、数字化保护、复合利用等多个方面。
规划落地,关键还是在人。所以,我们把高素质复合型文保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长远发展的抓手。云冈石窟从来不是单一的石刻景观,而是一座包罗万象的文化宝库,一部立体鲜活的百科全书。它的保护,涉及哲学、建筑学、地质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诸多学科,专业性极强、成才周期很长。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们将以这份总体规划为牵引,以匠心守初心、以人才续文脉、以科技护遗存、以传承启新篇。用心守护好这部镌刻在山石之上的中华文明史诗,深度挖掘云冈石窟承载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核,向世人讲好云冈的石刻故事,让千年石窟在岁月长河中,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文中照片除标注外,均为云冈研究院院史馆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7月24日 总第4470期 第一版
